危机时代, 我们反倒更离不开千疮百孔的全球贸易?
为什么世界依然需要贸易？
文｜Ngozi Okonjo-Iweala
翻译｜国政学人
来源｜Foreign Affairs
▲ 图源：Foreign Affairs
1945年后建立的经济结构建立在这样一个强大的想法之上：经济相互依存对于全球和平和繁荣来说是关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的建立都是为了应对先前几十年无休无止的不稳定性——世界被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政治极端主义所摧毁。那也是一个去全球化的时代，国家撤退到日益孤立的贸易集团中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各国政府希望能够建构一个新的体系，能够将处于密集经济网络中的国家联系起来，从而使得之前的混乱和分歧成为历史。
在过去的75年间，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都意识到了经济相互依存的重要性。从1990年开始，世界极端贫困人口下降了75%；处于人类福祉增长中心的，是世界贸易体量增加了20倍，这在过去的六十年间使得人均收入增长了27倍。
然而，这种经济相互依存的美好图景正在受到重创，其经济成就正处于危险之中。在过去15年间发生的一系列冲击——最开始是全球金融危机，然后是新冠疫情，现在是俄乌战争——都在创造一种关于全球化的不同叙事。经济相互依存不再被视为一种美德，而被视为一种缺点。新的公认准则是，国家不需要相互依存，而是需要独立，经济整合充其量最多局限于一小圈关系友好的国家中。
但是，废除经济全球化以及支撑着它的经济结构将会是一个错误。这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复合危机”时代，国家和人民比以往更需要依赖贸易。除此以外，国际合作——包括贸易上的合作——对于解决全球共同体遇到的挑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气候变化、不平等和疫情。全球化没有结束，任何人也不应该希望它结束。相反，全球化需要为当前的时代而提高、而重新想象。
1 一个时代的终结？
在新冠疫情之前，偏离更紧密的经济整合的趋势就在重塑贸易政策。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地缘政治张力不断升级，导致双方都施加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关税政策。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揭露出全球贸易中真实存在的脆弱性，这导致了产品短缺、供应瓶颈，企业和家庭都同样受到了伤害。对于“脱钩”的讨论广泛流传。
然而，这种关于去全球化的讨论和贸易数据是相抵触的。事实上，全球商业贸易在2022年达到了有记录的高水平。超过75%的贸易都是在政府给予所有世贸组织成员的“最惠国待遇”贸易条款上进行的，这显示出多边规则依然在全球贸易中起到一个重要作用。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中美之间的贸易总额在2022年达到了6910亿美元，比2019年高出24%。其中，中间产品——用来生产其他产品的产品——在世界出口中保持了大约稳定的份额，这表明国际供应链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产业回流。
抗击新冠疫情的经验也同样显示出国际贸易作为一个缓冲器的力量。在疫情的早期，由于对医疗产品——口罩、手套、鼻拭子——的需求激增，出口限制导致对这些物资的需求受到破坏。然而，贸易依然可以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手段，扩大获得急需物资的机会。即使全球商业贸易在2020年缩减了将近8%，医疗物资贸易却上涨了16%；口罩贸易涨了将近五倍；疫苗发明以后，数十亿的疫苗在遍布19个国家的贸易链中得到生产。没有贸易，从疫情中的复苏——不论是从即时的公共卫生危机还是从作为结果的经济危机——都将变得缓慢更多。
很明显，基本问题并不是相互依存本身，而是在某些重要产品上的贸易关系的过分集中。如果目标是建立更有韧性的供应网络、更少受到影响对手国家武器化的影响，有一种更好的解决方式。
2 不要去全球化，再全球化
更深度的、去中心化的、更多样化的全球供应链——也是我们世贸组织称呼的“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提供了一条相互依存却不至于过度依存的道路。过去三年暴露出的问题可以转化为一种机会，被排除在全球价值链以外的国家能够得到入场券。
全球产业链回流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代价。来自世贸组织的研究者们估计，如果世界划分成两个分离的经济集团，国际贸易的损失、专业化带来的产量提升的损失、规模经济的损失将会在长期中平均减少至少5%的真实收入。这一损失将远比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更为严重。低收入国家的真实收入将会下降12%，这对于他们的发展前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此外，大规模的产业回流将会适得其反，因为这会使得供应链更没有韧性。负面的供应冲击将会在这些年内变得更为频繁，例如干旱、热浪、洪水及残骸，这将毁坏生产和运输。对贸易关上大门只会愈发地将国家暴露于这些冲击之下。作为对比，一个再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将会给予国家更多的外部供给选择，以及更多的柔韧性。
2022年，当美国经历婴儿奶粉的供给短缺时，美国亲身见证了单独的一国生产无法保障供给韧性的情况。几乎所有在美国出售的奶粉都是由国内制造的，当四大奶粉制造商中的一家由于工厂细菌污染问题必须停止生产时，令人悲痛的短缺问题也接踵而至。最终缓和这一危机的是贸易：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可以在发生危机的基础上进口奶粉。
“友岸外包”——将生产环节转移至地缘政治盟友的领土上——也并非灵丹妙药。“谁是盟友？”许多历史案例显示，盟友有时也会以不友好的方式行事。特别是在关涉彼此的出口问题上，盟友之间也会发生贸易摩擦。
3 绿色贸易
再全球化还来源于这样一种事实，即世界需要国际贸易来战胜当今最为紧迫的挑战，比如气候变化、贫穷、不平等、战争。我们经常说，全球问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然而，贸易被过于频繁划出解决方案名单。
世贸组织在修正这一遗漏上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去年六月，在我们的第12届部长级会议上，世贸组织的164个成员国同意在有害的渔业补贴上见面数百亿美元，从而减轻了过度海洋捕鱼的压力，同时提高了依赖健康海洋生存的数百万人的生计。成员国致力于阻止紧急食品援助交易深陷于出口管制的泥沼之中，他们也承诺保持食品和医疗物资在全世界的流动性，并保障降低价格波动性。当俄乌战争破坏了食品、饲料、肥料的供给时，世贸组织升级了对于相关贸易政策的监督，并督促成员国遵守他们市场开放的承诺。在2023年5月，仅有大约63%对于食品、饲料、肥料的出口管制措施依然留在原位。尽管依然有提升空间，一切正在往向好的方向发展。
现存的气候变化的必要性是另一大贸易成为部分解决方案的领域。世界不能在没有贸易的情况下实现去碳化。这是一个绿色科技扩散、国家需要借之获得物品与服务以从极端天气事件中恢复过来的一大必不可少的渠道。国际贸易和价值链使之可能的竞争和规模效率，对于减少可再生能源科技的成本、加速迈向零排放这一目标的过程来说非常关键。
不仅如此，国际贸易通过使国家间的“专业化”过程得以可能，从而减少物资带来的排放。就像国家可以集中在他们所擅长的经济领域，并收获经济利得时，世界也可以收获环境利得。从地球视角来说，从具有丰裕的低碳能量地区进口能源密集型产品，或从具有丰裕的水资源地区进口水资源密集型产品都是更为明智的。
但只有正确政策激励到位的情况下，这种环境比较优势才能发挥作用，某一活动的环境成本或外部性才能被“内部化（internalized）”。更高的贸易障碍、更低的投资将提高去碳化的成本——这与世界所需要的相反。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对如何评估和比较彼此的环境政策——无论是征税、管制、补贴——达成共识这一方式来避免前述情况，并在与环境相关的贸易纠纷产生前解决它们。
贸易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达成世界环境目标。很多世贸组织成员国在寻求减少给予化石燃料制造者和消费者的补贴；有些成员国也在考虑降低环境相关产品与服务的贸易障碍，例如处理空气和水污染的相关科技。
4 减小贫富差距
贸易长时期以来都是一种减少贫穷的有效力量。它允许拥有较小或贫穷的国内市场的国家能够利用外部需求来使人们摆脱生存活动，并更多地在制造、服务、农业等方面进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
在新冠疫情之前的几十年，贸易在帮助超过十亿人脱贫这件事情上起到了有用的作用。这不只是一个中国经济上行的故事，全球人口生活在1.9美元/天的人数从1990年的36%减少到2018年的9%。将中国从这一方程式中拿出来，减贫人口比例大幅减少，从减少了28%下降到减少了11%。这一经济繁荣的结果是，任何地方的生活标准都有大幅增长。在2019年以前的四分之一的世纪中，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第一次在工业革命的200年后得以减少。
这一潮流目前却流向了相反方向。世界银行预测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使得超过9000万的人陷入极端贫困。富国享有更早接触疫苗的机会，以及拥有更多资源去通过一系列财政刺激措施拯救他们的经济，也因此将穷国抛在后面。
尽管大趋势是可观的，然而，头部数字却掩盖了一个更为黑暗的故事。很多穷国——大多数在非洲——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即使是在趋于融合的前疫情时代。这是因为更好地进入国际市场所带来的机会，与被伴随而来的进口竞争所伤害的地区或部门往往不是同一个。
尽管全球人口作为一个整体以及各国之间的极不平等降低了，但是发达经济体内部的不平等却加剧了。贸易是诸多加剧不平等的因素之一，这些因素还包括技术变化，技能劳工更受到青睐，许多工作被机器所取代。税务、劳工、反垄断政策选择也在形塑着这些变化，这也是为什么不平等在某一些国家、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增加的原因。最近几年的政治混乱使得缓冲贸易和技术变化给人们生活所带来的影响显得日益重要。通过引入积极的劳工市场和社会政策，政府能够保证从贸易和技术方面的利得能够被广泛分享，而它们的破坏性作用能被缓解。
这里显然留有余地，使得人们能从全球生产与贸易网络的边缘地带向主流地带进行移动。这种移动已经在发生的过程中，跨国公司正在基于对更低成本和更加抗风险能力的追求，对供应商进行多样化。孟加拉国、柬埔寨、摩洛哥、越南正在扩张他们在区域以及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从巴巴多斯岛到巴厘岛，再到俄亥俄州，远程服务也在为挣扎的社群创造机会，带去新的生活。
一个强大的、开放的、多边的贸易体系对于潜在的下一波贸易驱动的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再全球化将和改造了东亚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有所不同。自动化将使得制造业成为一个比过去更弱的工作制造引擎，而服务将在制造、农业生产、加工过程中起到一个主要作用。从2005年到2022年间，跨境服务贸易平均增长了8.1%，而货物贸易只增长了5.6%。在2022年，数字服务出口达到了3.8万亿美元，这相当于所有货物和服务贸易的12%，比起十年前的同一比例增长了8%。
5 一股和平的力量
国际贸易并不是一颗能够解决所有安全问题的银色子弹，也不是当前经济结构中的阿喀琉斯之踵，如果要放弃国际贸易带来的所有好处将是相当愚蠢的。现行的贸易体系确实存在问题，但是反事实的图景也一定是错的：很难想象国际安全将变得更好，如果领头的几个大国在彼此的稳定与繁荣之间没有经济利益，双方也没有共同参与的制度。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将会使得双方的人民和企业都获得巨大利益，并将两个大国更为紧密地绑定在一起，不论是通过双边形式还是国际论坛，这将在可能情况下提供国际合作的激励，并且避免冲突。
今天，多边贸易体系是应对主要全球挑战的解决方式之一，不论是应对气候变化，还是冲突，还是新冠疫情。我们比以往更需要一个改革后的、适应21世纪的世贸组织，其规则能够加强稳定、可预测性、全球贸易体系开放性的基础。如果过去的15年有教会我们任何事情，那就是没有预测的危机一定还在前方等着我们，没有贸易的稳定性力量，世界将一定会变得更没有能力去招架它们。
*文章原刊于Foreign Affairs，原题为 “Why the World Still Needs Trade?”。
Ngozi Okonjo-Iweala作者：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尼日利亚前外交部长、前财政部长，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区域经济学与发展研究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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